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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黨代會報告文本，包括目前全黨全國正在深刻學習領會、深入研究闡釋的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內的全國黨代會報告文本，功能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功能、政策功能以及對外傳播功能等。在其政治功能之中，宣示立場觀點，澄清模糊認識，引領社會輿論，激濁揚清、正本清源的意識形態功能，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全國黨代會報告從來都是重要的意識形態研究文本對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又因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意識形態工作中采取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以及因之而來的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轉變”，對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進行意識形態功能分析，還具有了特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高度評價黨的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領域建設成就，為新時代新征程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進一步堅定方向指引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所呈現的對于黨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時間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不利形勢（諸如一系列長期積累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以及新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都亟待解決）的分析中，對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問題的描述是重要的一項內容，其中涉及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包括“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以及“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尤其是網絡輿論“亂象叢生”，從而“嚴重影響人們思想和社會輿論環境”。對于這段表述進行深入理解，需要結合黨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時間的具體實際和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意識形態理論和實踐成就。就前一個方面而言，這段話可以說是符合客觀事實的，也是切中要害的。在黨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時間，主要泛濫于文化娛樂領域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以及主要危害于思想輿論領域的“極端個人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相關典型性言論不時冒頭，典型性事件不時出現。尤其是，因當時互聯網治理與引導尚未規范和強化，這些言論和事件以互聯網為主要場域進行傳播，所以導致出現網絡輿論“亂象叢生”的現象。就后一個方面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領域的治理與引導，重點指向的就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想言論，重點規范的行業與部門包括影視、網絡、媒體以及學校等。

對于黨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時間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問題與情況，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涉及的還包括，比如，黨內存在不少“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行動乏力問題”“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問題”，具體看，有些黨員、干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一些地方和部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屢禁不止，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嚴重”“一些貪腐問題觸目驚心”，一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問題嚴重存在”，等等。這些“間接表述”，有其獨立的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意思表達與揭示，也與前引“直接表述”構成了一種“互文”關系。就獨立表達意思而言，像“有些黨員、干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這樣的情況，就屬于典型的十分嚴重、十分惡劣的意識形態問題。眾所周知，這其實主要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不相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自信、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不敬信等問題。就構成“互文”關系而言，正所謂“政者，正也”，黨風政風連著社風民風；政治成員（黨員、干部）中存在的“享樂主義、奢靡之風”與社會成員中存在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之間，政治場域中的“有些黨員、干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政治制度自信不足”與社會場域中的“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之間，是存在較強的邏輯關聯的。這其實就已經構成了當時意識形態治理的一大難題。

正因為這個領域治理之難，因而對于黨的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領域成就的總結，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進行的表述也是比較到位的：比如，“我們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廣泛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化事業“日益繁榮”，網絡生態“持續向好”，從而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這個重大判斷，自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就開始使用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表述的寫作筆法。這段表述以“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為開頭，以“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這樣的判斷性描述結尾，將宣傳工作、理論工作、文化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等囊括于中間，強化了對思想文化建設的意識形態效能的總體性呈現、權威性判斷和政治性把握。

將長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時間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問題，與黨的十八大以來對于解決這些問題進行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作為一個整體性事件看待，并將這個整體性事件放置于改革開放以來的黨和人民事業特別是宣傳思想文化事業總體進程中考量，可以明白的是，新時代以來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原則要求的系統性強化與強調，包括對于一些事件的高調處理處置，從松散到謹嚴，從隱匿到明顯，其中所包含和取得的態度、力度、效度，都是自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來罕有的。正因如此，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思路與舉措，在取得巨大成就、贏得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衷心擁護支持的同時，也引發了社會上包括境外的一些擔心、擔憂乃至無端揣測。帶著“對這些擔心、擔憂乃至無端揣測該如何回應”這樣一個重大疑惑閱讀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所獲得的解答無疑是明確而堅定的：我們走在正確的大道上。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的意識形態領域形勢只能加強而不能削弱，必須鞏固而不能放松，這是新時代新征程上繼續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出發點、立足點。也正因如此，著眼于未來，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面向新時代新征程依然鮮明指出，意識形態領域存在不少挑戰。

二、明確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大要求與內在機制，為更好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確立科學指南

旗幟鮮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意識形態工作中所強調并力行的帶有根本性的一條原則。回顧起來，提出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這一表述，始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明的，黨著力解決意識形態領域黨的領導弱化問題，“立破并舉、激濁揚清”“就意識形態領域許多方向性、戰略性問題作出部署”，主要是“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等，以此推動全黨動手抓宣傳思想工作，“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敢抓敢管、敢于斗爭”“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

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抓住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根本所在。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中，對于“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專設了一章，這在全國黨代會報告中是僅見的。這又傳遞了什么樣的思想理論信號、意圖，發揮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功能呢？

在新時代語境中，以黨的二十大為新的起點，對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所指的“馬克思主義”，從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中可以獲得更加清晰的認識。

（一）這個馬克思主義既是泛指的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更是確指的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

之所以得出這個判斷，是因為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有這樣的表述：“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而在黨的二十大之前，這段話的“前身”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從語義上說，重心是在論證馬克思主義本身“行”，并且這里被論證的“馬克思主義”通常指向的是泛指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經過修改后的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作出的表述，其語義重心就轉移到了對“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證上來，其指向也就從泛指轉為了確指。與之相伴隨的，以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為依據解讀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就是要進一步深入理解，更為重要的是堅持“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在某種意義上就反對或者避免了在意識形態領域容易出現的，認為“傳統的才是正統的”或者“‘左’的才是紅的”的錯誤傾向。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推動全黨全社會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二）這個馬克思主義是堅持“兩個結合”、借由“兩個結合”而不斷豐富發展壯大的馬克思主義

從意識形態分析角度看，“兩個結合”身上凝結著諸多的經驗教訓，并且，從黨的歷史脈絡看，教訓更顯深刻一些。第一個結合，本身就是反教條主義的產物。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并作了深刻闡述。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深刻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因而“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眾所周知，教條主義看似“革命”和“正統”，實際上不僅有害于革命事業，也使得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吸引力下降、社會號召力受損。教條主義是意識形態僵化的內在機制，或者說教條主義是使意識形態僵化的原因所在，這已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充分證明。果然，正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在闡述第一個結合時，特別指明：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要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不是要背誦和重復其具體結論和詞句，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應該說，這個道理，我們黨自革命年代起就反復向黨內外強調和宣示了。但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再次鄭重強調這個道理，自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功能。這實際上表達和重申了我們黨一以貫之、旗幟鮮明反對教條主義的態度。在某種意義上，這對那種試圖從“左”的角度理解和解讀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心態與言論，是一種提醒和勸誡。

在第二個結合上，自20世紀以來更是負載著不少意識形態的紛爭話題。如果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其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在思想理論、社會輿論上所產生的種種糾葛關系，再來思考第二個結合，就會發現，提出第二個結合本身，就體現了某種直面意識形態尖銳問題的理論創新勇氣。以此為思考背景再來品讀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中的相關表述：“我們必須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不斷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進而審視在新時代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的意識形態功能，可以體悟到，這是在為馬克思主義作為當代中國發展的指導思想提供文化根基和血脈上更加充分的合法性，以及為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擴大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的戰略空間。這種合法性的深耕厚植、戰略空間的進一步擴大，對于鞏固壯大“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拮抗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具有根本性的戰略意義。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通”“融通”，其實就是既反對文化虛無又反對文化復古，向理論自信注入文化自信，用文化的深度滋養理論的厚度，其意識形態功效大可研究發掘。

（三）這個馬克思主義是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自我驅動，在實踐基礎上不斷創新的馬克思主義

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以“六個必須堅持”的表述，梳理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這“六個必須堅持”所承載的理論功能或者意識形態功能看，呈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或許更為重要的是，這“六個必須堅持”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進一步豐富發展，提供了原則遵循；而這樣的原則遵循當然具有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比如，強調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強調“一切脫離人民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一切不為人民造福的理論都是沒有生命力的”，強調“我們要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為人民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的理論，使之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實際上就反對了理論上的“精英主義”。眾所周知，持精英主義立場的理論可能也聲稱自己“為了人民”，但這樣的理論絕不會以“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為追求。再比如，強調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強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難走向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從來就沒有教科書，更沒有現成答案”，強調“以更加積極的歷史擔當和創造精神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新的貢獻”，“既不能刻舟求劍、封閉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這種“自我做主”的氣概，對于一切習慣于戴上精神枷鎖、怠于增強精神獨立性的言行，對于一切不希圖創造中國思想、不努力堅守中國立場的言行，都是一種有力的鞭笞。恰如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的：“我們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歡迎一切有益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我們絕不接受‘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總體上看，“六個必須堅持”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推進提供的自我前行的強大驅動力量，使得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創造，具備了強大的歷史邏輯、現實邏輯和理論邏輯。這種思想理論上的自覺自信自強自立，從全世界范圍看，是極為少見因而也是極為可貴的。

因而“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這一章的單獨設置及其相關表述，豐富了人們對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傳遞了人們對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的應有的新的科學態度。這種政治認知和政治態度上的知識增量，代表和體現了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的重要意識形態功能。

三、集中展現新時代思想理論建設的原創性標志性成果，為進一步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動奠定堅實基礎

如果僅看到新時代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亮劍”行為，僅看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根本指導地位態度更加堅決，以為這就是新時代意識形態建設的全部，將會造成很大的誤解，遮蔽許多重要的內容。深刻把握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理論與實踐，不難感悟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處理和治理意識形態領域問題上已經深刻認識到，比“破”更具根本性的是“立”，比“揭批”更有說服力的是“建構”。因而，看到新時代意識形態領域的“進取之勢”，不僅要看到“亮劍”和表態，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一系列具有實質性意識形態意義的思想理論建設舉措及其成果，開啟了扭轉在一些重大思想理論主題上一度被動、進而更加主動態勢的新進程，從而在更高層面和更大范圍推進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捍衛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增強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凝聚力。

以這樣的視角深讀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不難發現，除了“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等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直接相關的內容外，一些標志性的、具有意識形態實質意義的理論成果，包括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以及全人類共同價值等，都在其中得到了濃墨重彩的闡述。這些理論成果都極大增強了我國在相關領域的意識形態主動，從意識形態角度切入理解這些重大理論成果，可以獲得相當豐富的思考和認知。比如，在論及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時，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強調“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那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深重苦難”，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包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在相當程度上映襯、揭露了西方式現代化的偏頗和局限，特別是在政治倫理和發展倫理上的缺陷。進一步闡明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等，在相當程度上使我們跳脫了美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有意制造的“民主對抗威權”話語范式帶給我國的話語被動、政治被動局面。進一步闡明全人類共同價值，強調“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虛幻魅力及其作為話語陷阱的一面。

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在鍛造這些重大的標志性理論成果的時候，為更好發揮其意識形態作用，我們黨還特意注重強化了其作為“刃”的一面而非僅作為“盾”的一面。比如，“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一概念在改革開放之初被提出的時候，著重強調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含義。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首先當然要理解為屬于中國、辯護中國的理論，延伸性地也可以解讀為分析評判各國現代化成敗得失的理論。全過程人民民主、全人類共同價值，也都具有這樣的理論潛能。因而，注重“以內為主、內外兼顧”發揮好這些成果的意識形態功能，應成為新時代新征程上意識形態工作的新的重點所在。

也正因為有了這些重大理論成果及其指導下的現實成就，2022年11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會見美國總統拜登時才能夠理直氣壯指出：“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追求。美國有美國式民主，中國有中國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國情。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體現人民意愿，我們同樣感到自豪。任何國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斷發展完善。對雙方存在的具體分歧，可以進行探討，前提是平等交流。所謂‘民主對抗威權’不是當今世界的特點，更不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番話，展示了我國在西方針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制造的核心意識形態話題上的自信與主動。而長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全局性、根本性轉變”和“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變革”，則是這番話的底氣所在、道義所在、威力所在。亦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所總結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主要表現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顯增強，全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極大提升”，主要效應是“為新時代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了堅強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力量”。

四、對一些有可能被過度解讀和渲染的論斷進行優化調整，為擴大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回旋空間創造了新的條件

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而對一些重大判斷進行優化調整，是黨代會報告中的一個常見現象，黨的二十大報告也不例外。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中，一些論斷的調整因為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效能和意蘊值得進行深入關注和思考。

（一）關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表述的調整

“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表述，始于十六大報告文本，當時的表述是：“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黨的十六大報告一直到黨的十九大報告，“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表述作為一個重大判斷，都是沿襲使用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文本的表述是：“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中，“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表述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相關內容是關于形勢的分析，其表述是：一方面強調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另一方面強調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因而帶來的情形是：一方面，“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黨的建設特別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面臨不少頑固性、多發性問題，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另一方面，“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注意其中使用到的兩個“隨時”的表述）。從而，“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二）關于中國的現代化的意義表述的調整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文本中，關于中國的現代化的意義的表述是比較飽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中，相關的表述則進行了一些調整和優化：“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三）關于“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表述的調整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相關表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新時代十年）“中國人民的前進動力更加強大、奮斗精神更加昂揚、必勝信念更加堅定，煥發出更為強烈的歷史自覺和主動精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正信心百倍推進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從“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到“兩個‘隨時’”，從“強大生機活力”到“新的蓬勃生機”，從“全新選擇”到“新的選擇”，從“迎來了”到“信心百倍推進”，這些關鍵表述上的變化和調整，都是應當引起特別注意的。是否可以認為，這樣的關鍵性的優化與調整，體現了一種實事求是的意識形態智慧，即“更低調更內斂、更剛毅更奮發”的“少說大話、多整狠活”的意識形態智慧。這樣，在不放棄自己的信念、道路和原則，不犧牲主流意識形態對內的凝聚力和引領力的情況下，很大程度上能夠避免招致一些不必要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麻煩（比如類似“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言論引發的國外不利評價）。能夠為這種判斷提供進一步的確證的是一些關鍵詞的翻譯，比如“中國式現代化”的英文翻譯是“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英文翻譯是“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這些都在不顯山不露水地傳遞著一種“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態度，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強調的“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樣的意識形態智慧，是一種避免“樹大招風”效應的智慧，是一種“藏鋒守拙”的智慧，有利于擴大主流思想輿論的意識形態回旋空間。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個典型的意識形態智慧。

其實，從意識形態功能角度對于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的分析，還有更多的內容可以展現。比如，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在總結新時代以來成就時，黨的二十大報告文本中特別指出經受住了來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自然界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考驗”，在闡述國家安全時，指明“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等。僅意識形態安全維度，也可以分析出從被動安全到主動安全、從管理思維到治理思維、從輿論之戰到認知之戰的轉變等諸多思路優化與作為提升。再比如，圍繞“黨的全面領導”“自我革命”“人類文明新形態”“兩個確立”“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等，也都聚集著相當多的意識形態深厚內涵，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總之，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意識形態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新時代進行意識形態研究，推進意識形態領域工作，要樹立大意識形態觀，樹立大思政觀，樹立大文化觀，樹立大安全觀，講政治、講科學、講實效，從黨和人民事業方方面面中尋找意識形態工作著力點。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發揮立心立魂的作用，也才能把類如黨的二十大報告這樣的全國黨代會報告的精神領會好貫徹好。